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中国是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之一，早在1332年的元朝时就装备了金属火炮，但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虽说自洋务运动起就“设局制炮”，但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不能满足国家防卫的需要。这一乱局直到“七·七事变”后，才有了重大改观。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人数并不少，有作战师180个（包括八路军3个师），但海空军力量悬殊，“特别是陆军火炮，更是差一大截。”全国可用火炮仅457门，有的作战师根本没炮。

　　8月22日，笔者采访了原河北梁山县电业局局长、现年89岁曾经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山东办事处兵工厂从事后勤管理的王学盛老人。

　　1943年，16岁的王学盛参加工作，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山东办事处兵工厂军械库管理后勤。回忆起当年的岁月，老人的情绪有些激动。

　　“当时有四个兵工厂，一厂制造迫击炮，二厂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三厂制造弹药，四厂制造子弹。”老人如数家珍地掰着手指头说。

　　那时办厂的条件非常艰苦，有很多不可想象的困难，但由于工厂拥有一批有知识、懂专业、又有生产经验的技术人才，再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兵工厂制造武器，没有机器材料，就夺取敌人的机器，趁着夜幕，躲过敌人，拆卸机器用马车拉走秘密藏在树林里。敌人发现后，用飞机在空中发疯地搜寻地面情况，人和机器都藏在树林里，敌人的飞机根本发现不了，等到天黑再悄悄运到兵工厂。制造炮筒没有材料，就到敌人火车站，把火车上的大轴拆下来，用作82毫米迫击炮筒。这样，即破坏了敌人的交通工具，又制造出打击敌人的迫击炮。

　　当时铸造的60迫击炮，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的火力。“这种炮的特点是轻，”王学盛老人说，“它的射速达每分钟18发，最大射程1400米，但全重仅18公斤，一人可背负行走。”

　　抗战时期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工人们为了前线的胜利，始终意气奋发，情绪高涨，生产竞赛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虽然每天工作10小时，可是工人们上班还是早来晚归，特别是干部，都以身作则，他们时刻想的是前线，忘的是自己。王学盛回忆说：“为多造武器，支援八路军抗战，厂里的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厂领导为保证工人的健康，下班后把工厂的大门锁上，但工人们晚上跳窗而入，继续干活。领导把灯收了，工人们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食油点灯，坚持生产。”

　　兵工厂虽然不像在前线打仗那样时刻有伤亡，但经历着和前线战士一样的生死考验。诸如调试火药等工作，一不小心就会爆炸，不经意间就被夺去生命。

　　“做枪弹最危险的就是做底火药，当时都要靠人工，有很多人受伤。”王学盛介绍，底火药十分敏感，制作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炸伤工人，所以制作底火药，技术要求很高，“但底火药是生产枪弹的必需品，弹壳底部有传火孔，打火之后通过传火孔点燃发射火药，子弹才能发射出去”。

　　“正是有了兵工厂支撑，一批批枪炮送到抗日前线，我军才能在战场上痛击日军，保家卫国。”王学盛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异常坚定。

　　军械库枪炮后勤管理比较严格，第一库贮藏炮弹、火药及大炮附属品(即炮件)；第二库贮藏新机关枪、新步枪及子弹；第三库贮藏枪炮及炮架空箱、各种枪炮、油布等物。大家经常对库存枪弹进行清点、检查，发现锈污、霉烂、损坏之件，如能修理立即修理，还要保持仓库清洁干燥，并做好防潮、防热、防火、防虫、防盗工作。仓库严禁吸烟，严禁携带火柴、打火机等火种。按照兵工署令及时将枪炮运往前线。

　　日本投降后，王学盛又参与了日本工厂的接收工作。

　　后来，王学盛调离兵工厂，到地方从事工业管理，1954年到干部学校学习，还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一年。1966年，任河北梁山县发电厂厂长，1977年，任河北梁山县电业局副局长，1981年任局长。

　　1979年，梁山县普降雨雪，气温突降，造成线路严重覆冰，郓梁110千伏线路瓷横担断损多条，跨宋金河9-10号杆断线，网电供电中断，其他10千伏、35千伏线路断杆、断线多处。事故就是命令，电业局立即启动紧急事故抢修预案，王学盛天天奔波抢修现场指挥、协调，组织抢修，上阵给大家鼓劲，带头立杆架线，就这样一直奋战了10天线路全部恢复供电。

　　王学盛说，他的肩膀和背脊并不强壮，但作为一名电力人不惧艰难，保证全县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是他的责任，他会全心尽力，拼搏担当，为构建坚强可靠的电力屏障奉献自己的一生。

　　王学盛1984年退休。退休不退责，他始终关注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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